邢千里摄
在赣北大地的层峦叠翠间，江西瑞昌铜岭山，沉睡着一段跨越三千年的工业史诗。这里曾炉火熊熊，辘轳声声，支撑起华夏文明早期辉煌的青铜时代。但时光流转间，现代机械的轰鸣让这些古老的痕迹深埋地下。
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距离如今的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700多公里，距离四川德阳三星堆1300余公里，距离河南郑州商都遗址600余公里。少有人知的是，早在3300多年前，铜岭村的铜矿石就被冶炼成青铜原料，越过崇山峻岭，运送到这些遥远的都城。这里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唯一一处年代明确为商代中期的采矿、冶炼遗址。铜岭山下的禁地村，也直到古铜矿遗址发掘出来，当地村民才知晓，这个沿用数千年的村名来源是当时此地的铜矿被商王朝划为王朝禁地，有重兵把守开采铜矿。
198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铜岭的古铜矿遗址重见天日。此后30多年，经过三个不同阶段的挖掘、三代考古人的接力付出，中国古青铜文明的起源得以清楚解析。至此，华夏文明史的拼图被拼上了关键一块。
当文汇报记者穿过狭窄的乡村公路来到江西九江瑞昌的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时，展现在眼前的这一切令人叹服：远古华夏工匠们在对世界认知有限的基础上，构建出了当时世界领先的铜矿采冶“工业”——
从地面到地下80米左右，10种不同颜色的土层依次层叠，清晰勾勒出3300多年前的商代中期到现代不同时期铜矿的采冶活动；
在1800平方米的古采矿区，103个从商朝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完整的铜矿竖井，连接地下纵横交错的巷道，通风、排水、照明设施一应俱全；
从商代开始，绵延1000多年的12种不同结构的木支护，展示出古人对结构力学认识的不断加深；
商代到战国时期的3个选矿槽，是古代先民利用重力原理选矿的工具，这一选矿方式也与当代的各类先进选矿机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铜矿遗址的发掘，让中华大地的铜矿采冶提前了300多年——从过去考古学界认为的3000年前被推到3300多年前。正是当时的商周以铜器为礼乐之器，将中国乃至世界的青铜文明推向鼎盛时期。这里的考古发现，解答了中国青铜时代铜的来源问题。这一遗址入选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在2006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从农民柴房“抢救”出来的国家一级文物
铜岭山，当地人又叫“铁山”。这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石。
“如果你们11月中旬来，会看到铜岭漫山遍野的紫色铜草花，这个外形与薰衣草相似的植物只在有铜矿的地方生长。3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知道通过铜草花来寻找铜矿了。”瑞昌市博物馆原馆长刘礼纯一边走一边向记者介绍，在绵延的铜岭山上，散落着一个个被沙包填埋保护的铜矿竖井，这些竖井直通地下矿道，井口露出黑色已风化的木头，这些木头就是古人用来支撑矿井结构的木支护。
这里陈列的12种不同的木支护展示了从商代到战国后期用于采矿时支撑矿道的不同结构。（邢千里摄）
在去年10月刚刚落成的瑞昌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记者看到了这里收藏的17件国家一级文物：商代的木辘轳、木滑车、陶斝、木铲等。其中，商代木辘轳的发现，将我国木制机械的历史提前了1000余年。这个长约43厘米、直径42厘米的木辘轳，可说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少有人知的是，它是当年考古专家从农民家的柴房里“抢救”出来的。
刘礼纯记得，1988年春节期间，铜岭村村民在铜岭山开山路时，发现了大量古代木头及铜器、木器等生产工具。村民并不知晓这些古木头的价值，捡拾回家把它们当柴火用。直到一个在当地发掘出来的铜斧头被送到瑞昌市博物馆后，才引起重视。层层上报后，国家文物局立刻下发了配合基本建设抢救性发掘通知书。
同年9月，江西省博物馆研究员刘诗中就带着考古队进驻铜岭山，他也是铜岭铜矿遗址考古队的首任副领队，“听说村民捡拾了大量发掘出来的木头回家，因此，我们到那里后一边发掘，一边找村民聊天，了解到谁捡过木头，就到谁家里去看”。
一位村民在聊天中告诉刘诗中，自己曾在矿山捡到过一段“钻了方形孔的圆木头”，隐约觉得这件东西不一般，便没有烧掉，而是一直摆在自家香案下。刘诗中听罢当即蹬着自行车赶去村民家，用一包10元的烟，换回了这个宝贝。
这个不起眼的木头疙瘩正是商代中期用于将矿石从地下坑道里运上来的木辘轳，把中国木制机械的时间提前了千年。（受访方供图）
经测定，这个不起眼的“钻孔圆木”，正是商代用于矿井提升的机械工具木辘轳，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用于采矿的木制提升工具。“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木制机械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但是这一木辘轳的发现，直接将木制机械的历史提前了千年，也就是商代中期”。
另一件春秋时期的木滑车的“身世”更为坎坷。刘诗中发现它时，它已经被劈成了十几块，埋没在数千斤的柴火堆中。“我听一位村民说起，他家柴房堆了不少捡来的老木头，便立刻赶去。”结果，这户人家从地面到房顶堆了大约几千斤柴火，刘诗中把这些柴火全部翻出来一块块检查，发现其中有几块“柴火”很可疑，他一共找到了12块可疑的木头，后来果真拼出了一个战国时期的木滑车。
刘诗中介绍，木滑车相当于一个定滑轮，是当时矿工用来把矿石从下面矿道中运上来的工具。在木滑车上的方孔中还发现了油脂成分，说明是用来加油润滑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铜矿遗址发现的商代木质选矿槽。东华理工大学校长罗仙平长期从事现代矿冶技术研究，已几次到铜岭遗址考察，第一次看到选矿槽时就为当时古人的智慧所叹服，“现代的选矿机和古代选矿机采用的是同样的原理，很难想象古人就有那样的智慧，将重力原理用于选矿中”。
1/3个陶鬲将我国铜矿采冶历史前推300年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认为，大约从距今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青铜技术引发的重大变革，不仅影响了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格局，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地理版图和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其中，商朝在中国青铜文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是，商朝的铜原料究竟来自哪里？
瑞昌铜岭铜矿遗址中心主任严春智告诉记者，在铜岭铜矿遗址被发现以前，考古界对这个问题有不同解释。有观点认为，中国的铜原料主要来自中亚地区。因为当时发现的最早铜矿是湖北大冶地区，主要采掘于西周时期，很难解释在更早时期，包括商朝、夏朝等时代的青铜器的来源。
在铜岭铜矿坑底发现的陶鬲，让这个铜矿的年代一锤定音，在商代中期。（邢千里摄）
也曾有学者认为，商朝的铜料来自山西的中条山，“但是一直没有完整的证据链”。刘诗中告诉记者，根据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山西中条山的铜矿采冶始于汉朝时期。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因为此处属于环太平洋铜矿带，江西德兴至今都是亚洲最大的铜矿，安徽、湖北、江西都是铜矿富集地，但是直到铜岭铜矿遗址的发掘才证明了这一点。
“考古断代早期是靠陶片，当时，我们在铜岭铜矿遗址发现的陶片大多数属于西周时期。1988年我们进驻铜岭山时，最初也认为这一铜矿很可能始自春秋战国时期。”刘诗中解释，当时他捡到过一个1厘米见方的商代陶片，但是考古学向来强调“孤证不立”，即单一的证据，如一件器物、一处遗迹、一段孤文等，不能用来确立某个学术观点或历史事实。
1988年12月11日，一个突然的发现降临了。当时，一名年轻考古队员在11号竖井底部，发现了三分之一个陶鬲，它的出现让整个考古队为之一振。刘礼纯告诉记者，“三分之一”是考古发现中陶器可以拼缀复原的底线。刘礼纯把这三分之一个陶斝带回宿舍反复研究，果真，拼缀复原后，发现这是一个商代中期的陶鬲。简单说，就是一个温酒器，底部还有被火灼烧的痕迹。虽然器物的形状是当时的土著常用器型，但其上的花纹却是典型的商代中期陶器花纹，与二里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器物几乎一模一样。随后，考古队又发现了三件商代的云理纹环底罐，同时，通过对遗址地质年代的测定，发现地层共有12层，而最下层的地质年代测定是商中地层。“至此，我们才敢断定这一地区的铜矿采冶是在商中期开展的。”刘礼纯告诉记者。
这一发现，将我国的铜矿采冶历史前推了300年左右，也进一步说明考古学领域曾经认为的“商文化不过长江”是错误的，解决了当时学界争论不休的商周时期中国青铜文化大宗铜料来源的重大问题，可说是一锤定音——商周时期的青铜原料就是来源于长江流域的江西等地！
见证中华文明文化交融统一的历史
“高超的青铜冶铸技术不仅是商王朝统驭四方的密钥，对铜料的渴望也推动着商朝的人们南下北上、西进东拓。”崔涛是江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副博物馆员，也是铜岭铜矿遗址三期发掘工程的执行领队。在他看来，铜岭铜矿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是对中国文明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逐渐融合一体的生动见证。“中国大地的统一文化可说与生俱来，从远古时期就有着民族文化统一的基因。”
从考古证据来看，4500年前，中原地区与南方、北方都有密切的文化和人群交流，铜岭铜矿遗址的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因为，铜岭铜矿遗址发现的商代遗存，基本都属于中原的商文化系统，具有明显的商文化特征。“过去有一种说法，商代时长江以南的江西一带被认为是蛮夷之地，而且中原文化不过长江。但考古发现证明，中原商人南下，南北文化融合在商代甚至更早时期就已经开始。”崔涛解释说，从当地的器物、残余的粮食、甚至当时铜矿工匠的灰堆（即垃圾堆）中发现的人类生活痕迹可以了解到，当地人的主食是南方的稻米和北方的粟相混合，这意味着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也已南北交融。
博物馆里展示的铜岭古铜矿采冶模拟场地。（受访方供图）
中华文明从整个世界历史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早熟的文明。崔涛说，及至商周时期，已经构建了一套高度系统化的社会治理体系，商朝将青铜器用于礼乐，使得青铜器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这是商代晚期成为青铜文明顶峰时期的重要原因，也是青铜器在中华文明史上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价值的原因。
罗仙平也是古代采冶历史研究的爱好者，他直言，青铜器在商周时期是权力的一部分。青铜器本身是贵族地位和权力的标志，要维持如此复杂器物的大规模制造，必须组织众多专业工匠，对矿石进行大规模开采和运输，以及对这一切进行武力保护。“青铜产品便成为这种秩序的象征，并进一步成为它的维持力量。”罗仙平说。
铜岭铜矿遗址发现的古人铜矿冶炼技术，同样令人惊叹。罗仙平介绍，铜的熔点是1000摄氏度左右，而铁矿采冶必须达到1500摄氏度，在这里发现的不同古冶炼炉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炼铜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这也是为什么终结新石器时代的会是青铜时代，及至战国以后华夏大地才进入了铁器时代。”铜岭铜矿遗址博物馆馆长胡博为告诉记者，考古发现，瑞昌铜岭地区几乎不事农业生产，这意味着，在商代，铜岭地区就已经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铜矿采冶地，更是说明，当时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有组织的生产方式。
崔涛说，在这里的三期考古发现证明，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即中原地区）与长江以南地区的交流互动很大程度是围绕着青铜冶铸开展的。一方面，长江流域拥有中国最为富集的铜矿资源，长期为黄河流域的中原青铜冶铸活动提供铜、锡等原料；另一方面，商王朝势力南下至长江中游地区，在将南方铜矿资源北运，即历史所记载的“金道锡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两地在交流互动中，彼此不断融合，不仅让中国青铜文明加速走向顶峰时期，也成为中华民族从多元逐渐融合为一体的生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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